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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发展指导方针的确定及变化。四十年前的改革率先从农村启动，起源于安徽小岗村的探索迅速在全国农村铺开，而受传统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，城市累积矛盾较多，且受固化思维的影响较大，改革难度更大，推进相对更难。1978年3月，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，4月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制定的《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《意见》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、发展中小城镇的城市工作基本思路。1980年12月国务院批转了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，提出“控制大城市规模，合理发展中等城市，积极发展小城市，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”，还提出了“国家应制定鼓励发展小城镇的政策”。1989年12月通过的《城市规划法》则提出“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，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”，在控制大城市规模之前又加上了“严格”二字，在此导向下，大城市的改革相对滞后，经济集聚效益不能有效发挥。

建立负面清单制度的本意，是为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，从市场准入层面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依据这项制度，清单之外的行业、领域、业务等，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自主选择是否进入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不能再随意出台对市场准入环节的审批措施，可以“非禁即入”。从这项制度入手，有利于推动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，不断完善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，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，拜人民为师”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？一个重要原因，就在于我们始终把“人民”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，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。我们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、依法治国有机统一，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，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，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。

林乎加调到北京时，1978级高考新生已经入学。和天津相比，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，社会反映更强烈。林乎加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。经广泛协商，北京市决定，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，有条件的局、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。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，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，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。当时基建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，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。

当前的重要性就是真正地解决了公司长远有没有主人的问题，因为像联想不是一个家族公司，因此最高管理层都应该要有真正的主人心态，要替公司的当前和长远负责任，要有这种决心跟魄力，也要有这种眼光，要让他们从精神到物质上都有这种成为主人的这种感觉，因此股权、期权这种体制还是很重要的。

中关村在80年代的时候著名的四家公司叫“两通两海”——四通、信通、科海、京海，联想不在其内。其中信通公司是中国科学院跟海淀区合办的一个公司，总经理叫金燕静，还是全国的三八红旗手，当时公司的一些行为被定义为走私行为，北京市就要派相关执法机构进驻中关村检查，当时中关村的主任叫胡昭广，后来是副市长，坚决请北京市重新考虑，为什么呢？这其实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冲突，体制内的企业又有批文又有外汇，但又做不好，他们公开卖批文都不出什么事儿，像我们拿钱买批文反而还要出事，他说这样弄完了就真的把中国的这些高科技企业从摇篮里扼杀了，后来执法机构就没有来。所以有没有原罪呢？可能有些人还是有的。但是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在努力地把中国的改革往前推。